生平
老舍这个名字今天与"北京"同义——人们想到老北京就想到《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想到那些在胡同里挣扎、被时代碾过的小人物。这个形象大体准确，但它遮蔽了两件几乎不被讨论的事：第一，老舍是满族人——正白旗，他笔下的"老北京"实际上是一个被辛亥革命撕裂、被自己的民族身份背叛的满族人记忆中的北京；第二，他在 1966 年 8 月 24 日深夜投太平湖自杀，前一天在文联大楼被红卫兵殴打、戴高帽、跪在火堆前——他不是病死、不是老死，他是被自己一生为之服务的那个革命杀死的。这两件事——满族身份与他的自杀——是理解老舍最关键的两扇门，但都长期处于半遮蔽状态。
他 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一个贫困的满族家庭。父亲舒永寿是满洲正红旗护军，1900 年八国联军入京时在保卫皇城战斗中阵亡——老舍当时不到两岁。母亲马氏一人带大几个孩子，靠给人家洗衣裳、做杂活糊口。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比同时代多数中国现代作家（鲁迅、茅盾、巴金、张爱玲）都要差得多——他从小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贫困。他的满族身份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隐秘的负担——辛亥之后满人遭歧视，许多旗人改汉姓、隐瞒身份；老舍家族改"舒"姓为"舒舍予"再笔名"老舍"，已是一种身份的修剪。这种从童年起就要藏起来的民族身份，使老舍对"被剥夺者"有终身的同情——他笔下的车夫、巡警、艺人、暗娼、贫民，背后都有那个被历史抛下的满族孩子的影子。
他靠免学费的师范学校读完书，毕业后做小学校长、视学、劝学员。1924 年得到机会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汉语讲师，一去五年。在伦敦他读了大量英国小说——狄更斯、康拉德、吉卜林、威尔斯——这是他一生写作最重要的西方资源。他在伦敦写下处女作《老张的哲学》（1926），随后《赵子曰》（1927）、《二马》（1929）。这三部作品已经定下了他一生的基本路数：北京口语为底、市民生活为题、讽刺幽默为基调、对小人物有深切同情。1929 年回国，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1937 年抗战爆发后，他抛家舍业从济南奔赴武汉，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总务部主任——这是抗战期间中国作家的统一战线组织，囊括左、中、右各派。老舍能担当这个角色，是因为他在所有派系中都保持了独立性——他不是左联也不是新月，他是一个靠自己写作立足的"独立北京老作家"。这一独立性在 1949 年以后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1946 年他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本来计划长期居美。1949 年新中国成立，周恩来通过夏衍、阳翰笙等多次邀请他回国。1949 年 12 月他从美国动身，1950 年初回到北京，受到极高规格接待。从此他被纳入新政权的文化系统：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写了大量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龙须沟》（1951，写新中国对北京贫民区的改造）、《方珍珠》、《春华秋实》、《全家福》。1951 年他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这是 1949 年以后唯一被授予此称号的作家。这十几年的老舍是一个被官方化的老舍，是一个把自己的语言天赋部分让渡给宣传需要的老舍。但即使在这种处境中，他仍写出了《茶馆》（1957）和《正红旗下》（未完，1961-1962 写作）——这两部作品是他后期的最高成就，也是他突破宣传逻辑、回到自己最深处的两次努力。
1966 年 8 月 23 日，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他在北京文联大楼被红卫兵集体殴打、戴高帽、被推到孔庙焚烧戏装的火堆前下跪、被血流满面地拖回家。第二天 24 日清晨，他独自走出家门，在德胜门外的太平湖畔坐了一整天，傍晚投湖自尽。他的死有几个侧面值得记住：第一，他不是被红卫兵直接打死，他是在被殴打侮辱后选择自我了断——这是一种保留尊严的死法，也是一种抗议；第二，他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后，骨灰也未被允许保留，"老舍"这个名字在文革期间从所有官方话语中消失；第三，他的家属（夫人胡絜青、子女舒乙等）后来回忆，他在死前几个月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被批斗，曾说"士可杀不可辱"——他是有准备地走的。他的死是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被政权杀害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之一——一个把自己一生献给"人民"和"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最终被那个"人民"亲手打死。
创作分期
第一期（1926-1937）：留英归来与北平题材成熟。 《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伦敦时期）→ 《猫城记》（1932）→ 《离婚》（1933）→ 《骆驼祥子》（1936）。这一期他从模仿狄更斯式幽默小说开始，逐渐找到自己的北京题材，最后以《骆驼祥子》达到第一个高峰。
第二期（1937-1946）：抗战与《四世同堂》。 抗战期间他写了大量动员性的鼓词、相声、话剧（《残雾》《张自忠》），同时进行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这一期是他题材最广、形式最杂的时期，质量参差但能量巨大。
第三期（1946-1949）：美国期。 在美国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并与浦爱德（Ida Pruitt）合作翻译《四世同堂》英文版（《The Yellow Storm》，1951）。这一期他获得了一个观察距离，但写作产量不高。
第四期（1949-1966）：建国后。 大量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龙须沟》《春华秋实》《方珍珠》），但也写出了《茶馆》《正红旗下》（未完）这两部最高成就。这一期是他最矛盾的时期——一面是宣传任务，一面是潜在的、最终在《正红旗下》中爆发的对自己满族身份与北京历史的回归。
主要作品
《骆驼祥子》（1936）。 长篇。北平人力车夫祥子从乡下来到城市，立志靠自己的力气买一辆车——他买了，被乱军抢走；再攒钱买，钱被孙侦探敲诈一空；与虎妞的婚姻把他拖入泥潭，虎妞难产而死，他卖掉车安葬妻子；他爱的小福子上吊自杀；他从一个有理想的年轻车夫，变成一个无赖、骗子、出卖朋友、堕入烟花柳巷的废人。这是 20 世纪中文小说最沉重的"个人奋斗失败史"——它不写阶级觉醒、不写革命希望，它只写一个想靠诚实劳动改善生活的人怎样被这个社会一步步碾碎。结尾"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道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一连串排比把祥子归于"社会病胎"，是老舍少有的直接评论介入。需要注意：1955 年版《骆驼祥子》被作者删去了原版中祥子最终堕落的细节、改写了结尾；改革开放后才恢复 1936 年原版。对比 1936 与 1955 两版，是研究中国现代作家在政治压力下自我审查的最佳案例。
《四世同堂》（1944-1948）。 长篇三部曲（《惶惑》《偷生》《饥荒》）。北平小羊圈胡同祁家三代人在日本占领时期的命运。祁老太爷、祁瑞宣（长孙）、祁瑞丰（次孙投敌）、钱默吟（被日伪折磨的诗人）、冠晓荷（汉奸）、小妞子（饿死的孩子）……几十个人物在抗战八年的北平次第浮现。这部作品的野心是把整个抗战北平的市民生活作出史诗式记录。它的成就在于群像——老舍对北京胡同里每一种人（小商贩、戏班、剃头匠、汉奸、知识分子、便衣警察）的语言与心理都有精准把握；它的局限在于结构——三部曲之间节奏不均衡，《饥荒》的结尾因为是从英文回译（部分中文原稿在文革中遗失），叙事完整性受影响。这部作品比同时代任何一部中国长篇都更接近"国族史诗"的规模，是老舍长篇小说的最高峰之一。
《茶馆》（1957）。 三幕话剧。北京裕泰大茶馆从清末（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到民国初年（袁世凯之后）、到抗战胜利后（1948）三个时间点，茶馆里的人物——掌柜王利发、常四爷（满族旗人）、秦二爷（实业家）、宋恩子吴祥子（特务父子）、刘麻子小刘麻子（人贩子父子）——在三个时代都被碾过。结尾三个老人（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在空荡的茶馆里给自己撒纸钱、然后王利发上吊。这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最高成就之一——它用一个茶馆把半个世纪的中国浓缩进去，用"莫谈国事"四个字反讽出整个时代的荒诞。这部戏的形式实验也极重要——它打破传统戏剧的"集中冲突"，采用"群像—断章—跳跃"的结构，更接近德国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场，但又完全用北京口语写成。《茶馆》中常四爷的满族旗人身份是老舍隐秘的自我投射——常四爷一句"大清国要完了！"换来一辈子的牢狱与潦倒，但他没有错——他只是一个早看透的人。这是老舍唯一一次在公开作品中正面写满族人。
《正红旗下》（未完，1961-1962）。 长篇，未完成。计划写老舍自己出生时（1899 年义和团前夜）的北京满族家庭。这部作品只写了十一章约八万字，老舍因为政治压力中止。这是老舍一生最重要的写作，也是他被打断最深的写作——他要在这部书里完整地写出他的满族家庭、他父亲在 1900 年保卫北京时阵亡的事件、整个旗人阶层在辛亥前夕的精神状态。如果这部小说能写完，它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满族家族史诗"。它的中断与老舍 1966 年的死亡共同构成 20 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几个损失之一。197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残稿，让人看见一个未完成的、本来可能更深的老舍。
《骆驼祥子》之外的早期长篇——《二马》《离婚》《猫城记》。 《二马》（1929）写在伦敦的中国父子，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较早的"海外华人"叙事。《离婚》（1933）写北京小公务员的婚姻与人生不得志，是老舍幽默讽刺路线的代表。《猫城记》（1932）是老舍少有的科幻—寓言体——一个中国人坠落火星，遇到"猫人"——老舍借猫国讽刺当时中国的种种弊病。《猫城记》在文革中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红卫兵把"猫国"读成对中国的恶毒影射，这是老舍 1966 年被批斗的"罪证"之一。这三部作品共同显示老舍并不是只会写"北京胡同"，他的题材其实远比"老北京风情画"广。
短篇与散文。 《断魂枪》（1935）写一个清末武师在新时代的失落，是中国现代短篇中关于"传统武艺—现代社会"主题最锋利的一篇；《月牙儿》（1935）写母女两代被迫为娼的命运，是中国现代女性叙事最沉痛的篇章之一；散文《想北平》（1936）几百字写出整座北京——"我真爱北平"开篇，"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结尾——简单到极致也深到极致。
思想与风格
北京话作为文体。 老舍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把北京口语提升为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在他之前，白话文学的语言来源主要是江浙官话（茅盾、巴金）或文人书面语（鲁迅、周作人）；老舍把胡同里的、八旗子弟的、车夫小贩的、戏班相声的北京口语整体搬入小说与戏剧。这种语言的特征是：节奏短促、用词通俗、带"儿"化音、有大量俏皮话与歇后语、不避讳粗话也不堆砌雅词。这种"口语化的汉语"成为现代汉语写作的一种标准选项——后来汪曾祺、王朔、刘震云、邓友梅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老舍的语言传统。
幽默作为伦理姿态。 老舍的幽默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具辨识度的一种。它不是钱钟书式的智识幽默（炫耀博学），不是鲁迅式的反讽（带杀气），它是一种带着同情的市民式幽默——他笑他笔下的人，但同时与他们站在一起。这种幽默直接来自狄更斯——老舍在伦敦读《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外传》读得最深，狄更斯对底层人物又笑又疼的态度，被老舍完整地搬到北京。但老舍比狄更斯更冷——他的幽默后面常常是绝望（《骆驼祥子》最后祥子的笑是绝望的笑、《茶馆》三老人撒纸钱时的笑是不笑出来的笑）。
对"小人物"的伦理立场。 老舍写的几乎全是底层与中下层市民——车夫、巡警、剃头匠、小贩、小学校长、大杂院里的妇女。他对这些人没有启蒙者的居高临下，没有左翼的阶级分析，没有自然主义的冷眼——他与他们站在同一高度看他们。这种立场使他的作品在 1949 年之后的"为工农兵服务"路线中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他写工人车夫嘛），但也使他与左翼正统始终有距离——左翼要求作家在阶级斗争中"表态"，老舍只是描写而不愿表态。这种"不表态的同情"是他最被低估的伦理品质。
满族身份的隐秘书写。 老舍小说中的满族痕迹长期被读者忽略，但它无处不在：《茶馆》常四爷、《正红旗下》整部小说、《骆驼祥子》中虎妞家、《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的旗人邻居——他对旗人语言（"您""请""恭喜了""赏脸"）、旗人礼仪（鞠躬作揖的角度）、旗人手艺（养鸟、玩鹰、唱戏）的细致呈现，是 20 世纪中文文学中独一份的。但他几乎从不在公开场合直接说"我是满族"——这是他作为一个 1949 年前的中国现代作家、和 1949 年后的"人民艺术家"必须做的修剪。关纪新《老舍评传》、舒乙《老舍的关坎和爱好》是这一面向研究的奠基。
与狄更斯、康拉德的对话。 狄更斯给老舍的是市民幽默的整套语调——同情底层、嘲讽中产、讽刺权力、用悲喜剧节奏交替。康拉德给老舍的是另一面——道德的暧昧、人在极端处境下的崩溃、东方—西方冲突的现代性体验。《二马》直接对话了康拉德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正面回应西方对中国凝视的作品之一。这两条西方资源加上中国说书与相声传统，构成老舍独特的文体合金。
他的死与他的写作之间。 不能脱离 1966 年的太平湖来理解老舍的全部作品。重读《茶馆》中王利发上吊、《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堕落、《月牙儿》中母女的卖身、《四世同堂》中钱默吟受刑——可以看到老舍一生都在写"被时代碾过的小人物如何被毁掉"。1966 年那个夜晚，他自己变成了他笔下那些人物中的一员——一个被时代碾过、最终选择以自我了断保留尊严的"小人物"。他的死不是他写作的中断，而是他写作的最终完成——他用自己的生命验证了他写了一辈子的那个命题。
文学圈子与同时代人
与"京派"的若即若离。 老舍写北京，但他不属于"京派"——京派的核心是周作人、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废名等留学英美归来的高知分子，他们的"北京"是文化精英的北京。老舍的"北京"是底层市民的北京。他与京派有交往（与朱光潜、卞之琳都有书信往来），但他始终是一个"自己的人"——既不属于左联，也不属于新月，也不属于京派。这种独立性使他在 1949 年以后既能被新政权吸纳（"人民艺术家"），又最终保留了自己的写作核心。
抗战文协与"独立人格"。 1937-1946 年老舍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这是抗战期间中国作家的统一战线组织。文协囊括左（茅盾、丁玲、巴金）、右（梁实秋、林语堂）、中间（老舍、郁达夫、田汉）。老舍能担任这个组织的实际负责人，是因为各派都信任他——他不卷入派系斗争，他只做事。这一时期他的多重身份（小说家、剧作家、组织者）使他成为抗战文学最重要的统筹者之一。他的独立性是他能在 1949 年后被新政权接纳的前提——但这种独立性也最终在文革中变成"罪证"（不是"我们的人"）。
影响与评价
文学史地位。 老舍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早已稳固——与鲁迅、茅盾、沈从文、巴金、张爱玲并列为现代小说最高成就的几位之一。他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市民文学"的开创者，是把北京话提升为文学语言的奠基者，是话剧《茶馆》使中国话剧达到世界水准的作者。但需要注意：他的国际声誉常常依赖于《茶馆》和《骆驼祥子》两部作品，他的另外几十部作品（特别是 1930 年代的中短篇）在国际上仍未被充分阅读。
满族文学传统的奠基。 老舍是 20 世纪中国满族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在他之前满族文学多在传统体裁中（比如纳兰性德的词、子弟书），在他之后才有了用现代小说形式写满族的传统。当代作家关纪新、叶广芩等都把老舍视为满族现代文学的祖师。老舍的满族身份长期被淡化或回避，是 20 世纪中国民族叙事中的一笔欠账——大陆主流文学史习惯于把作家写成"中华民族"的笼统代表，而对其内部的具体民族身份不感兴趣。21 世纪以后这一研究方向才开始打开。
"人民艺术家"标签的悖论。 老舍是 1949 年后唯一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这个称号在 1951 年是巨大荣誉，在 1966 年成为他被打的原因之一（"反动学术权威")。这种标签的命运是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处境的缩影——同一个身份在不同时刻可以是奖赏也可以是死刑。文革后他的名誉被恢复，"人民艺术家"再度成为他的官方头衔，但这个头衔在今天读起来已经带有沉重的历史反讽——一个"人民艺术家"是怎样被"人民"打死的？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正面回答。
作为见证的写作。 老舍最值得当代读者重读的，是他对"小人物如何被时代碾过"这一主题的几十年坚持。从 1936 年的祥子到 1957 年的王利发，他写的全是想要好好活下去但活不下去的人。这些人物今天读来仍然鲜活——因为这个问题（普通人能否在剧烈变动的社会中保留尊严地活下去）在每一个时代都重新出现。读老舍不只是读一个民国—共和国的"老北京",是读一个 20 世纪中国对"普通人"的伦理立场——他坚持把那些被历史不当一回事的人当一回事。这种立场，比他作品中的任何具体技巧都更值得今天的写作者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