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记忆的守夜人
在当代阿拉伯小说的版图上，伊利亚斯·扈利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他既不是那种以地域风情取悦西方读者的"异域"作家，也不是沉溺于形式实验而回避现实的纯粹主义者。他是一个不断追问"谁有权讲述苦难"的作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巴勒斯坦命运最深刻的文学回应。扈利用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证明，小说可以同时是悼词、档案和抗议，而不必沦为宣传品。
生平
1948年，扈利出生于贝鲁特一个黎巴嫩基督教中产家庭。这个出生年份本身就意味深长——正是巴勒斯坦"纳克巴"（Nakba，大灾难）之年，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被驱离家园。一个黎巴嫩基督徒与巴勒斯坦的灾难之间会有什么关系？扈利一生的写作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青年时代的扈利在贝鲁特美国大学（AUB）攻读社会学与哲学，随后赴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深造，师从伊斯兰思想史家马克西姆·罗丁森。但学术训练并未将他引向书斋。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扈利加入了黎巴嫩民族运动（Lebanese National Movement），站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方参战。这段经历——一个基督徒为巴勒斯坦事业流血——后来成为他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道德母题：跨越宗教与民族的团结是否可能？这种团结的代价又是什么？
黎巴嫩内战（1975-1990）是扈利全部创作的原初场景。这场战争不是一场简单的内战——它是地区政治、宗教认同、殖民遗产和冷战博弈的交汇点。贝鲁特被一条"绿线"分割为穆斯林控制的西区和基督教控制的东区，城市的基础设施在持续的炮击中化为废墟，超过十二万人死亡，近百万人流离失所。扈利在战火中负伤，亲眼目睹了1976年的卡拉恩蒂纳大屠杀（Damour massacre）和1982年的萨布拉-沙提拉大屠杀。这些经验不是他从书本上读来的历史，而是他亲身经历的现实——他的小说之所以具有那种不可伪造的紧迫感，根源正在于此。
战争中的负伤让他转向了另一条战线。从1970年代末开始，扈利接手贝鲁特《使者报》（An-Nahar）文化副刊"穆勒哈格"（Al-Mulhaq）的编辑工作，并将这份周六随报发行的增刊打造成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论坛之一。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编辑生涯中，扈利扶持了整整一代阿拉伯作家，他的编辑眼光深刻塑造了当代阿拉伯文学的走向。"穆勒哈格"在内战的炮火中持续出版，成为贝鲁特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重要锚点——在一个城市被分割、社区被隔绝的年代，一份文化副刊竟然成为了维系阿拉伯文学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扈利后来在访谈中回忆，编辑部有时在炮击间隙工作，校样上沾着灰尘和碎玻璃。这种在废墟中办文学刊物的姿态，本身就是扈利文学信念的最好注脚。
2024年9月15日，扈利在贝鲁特去世，享年76岁。他活了足够久，亲眼见证了2023年加沙战争的爆发，却没有活到它的终结——这或许是对一个毕生书写巴勒斯坦灾难的作家最残酷的讽刺。
主要作品
《小山》（Jabal al-Saghir, 1977）
扈利的第一部小说以贝鲁特内战为背景，已经显露出他日后标志性的叙事手法：碎片化的叙述、多声部的交织、对语言本身的反思。小说篇幅不长，但其中对城市空间被战争撕裂的描写，让人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马孔多的衰败——只不过这里的废墟是实时的，不是回忆中的。
《太阳之门》（Bab al-Shams, 1998）
这是扈利的代表作，也是晚近阿拉伯文学中最雄心勃勃的小说之一。书名取自耶路撒冷老城的金门（Bab al-Shams），传统上被认为是弥赛亚归来时将通过的城门。小说以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营为舞台，横跨1948年"纳克巴"至1982年萨布拉-沙提拉大屠杀的半个世纪。
叙事结构上，《太阳之门》直接受惠于《一千零一夜》的框架叙事传统。难民营中的医生哈里里处于昏迷状态，由一位名叫尤尼斯的护士向他讲述故事——但讲故事本身也是一种治疗、一种抵抗遗忘的方式。扈利在这里将山鲁佐德的叙事动机转化为了政治与伦理的隐喻：在被剥夺一切的人群中，讲故事是最后的武器。
但《太阳之门》的叙事结构远比这个框架复杂。尤尼斯讲述的核心故事是关于一对巴勒斯坦恋人——纳赫莱和尤尼斯（与护士同名）——的爱情，这对恋人在1948年的混乱中分离，在黎巴嫩北部的难民营中重逢，又在1970年代的内战中再次被命运撕裂。他们的爱情故事不是一个简单的悲剧，而是扈利用来编织巴勒斯坦半个世纪历史的丝线：通过这对恋人的家族，读者看到了加利利的村庄被摧毁、难民在黎巴嫩的聚集、巴解组织的兴起与内讧、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的屠杀。
扈利的人物群像极为丰富。除了纳赫莱和尤尼斯这对核心情侣，还有难民营中的医生哈里里——他既是故事的"听众"，也是扈利对知识分子角色的反思：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中，治病和讲述能否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行为？还有尤尼斯的父亲，一个代表着1948年世代的老巴勒斯坦人，他的记忆是小说历史纵深的主要来源。扈利通过这些人物，构建了一部巴勒斯坦人的"情感编年史"——不是政治大事记，而是普通人在灾难中如何爱、如何恨、如何记住、如何遗忘。
值得注意的是，扈利并未将巴勒斯坦人简单地塑造成无辜的受害者。小说中的人物充满了矛盾、怯懦和背叛。他对难民营生活的描写有时残酷到令人难以卒读——污水、拥挤、无望——但从未沦为煽情。这种克制来自他对小说伦理的自觉：苦难不值得被消费，但值得被忠实记录。
在语言层面，《太阳之门》是扈利最雄心勃勃的实验。他故意混淆了标准阿拉伯语（fusha）和巴勒斯坦口语方言之间的界限，让叙事在两种语言层级之间自由滑动。这不仅是风格选择，更是政治声明：巴勒斯坦人的口语——被排除在书面文学之外的语言——有权成为史诗叙事的载体。
《太阳之门》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2004年，它被改编为电影，扈利亲自参与编剧。但更重要的是，它在文学层面上重新定义了"巴勒斯坦小说"的可能性：不再只是政治宣言或伤痕叙事，而是具有世界文学尺度的复调史诗。
《亚洛》（Yalo, 2002）
这部小说以一个名叫亚洛的亚述裔黎巴嫩青年为主人公，他因强奸罪被关押在贝鲁特监狱。小说全部由亚洛的审讯供述构成，但每一次供述都不同——记忆在恐惧中变形，真相在权力面前碎裂。扈利在此将叙述的不可靠性推到了极致：读者永远无法确定亚洛"真正"做了什么，因为连亚洛自己也不确定。
《亚洛》的结构极为大胆。整部小说就是一连串的审讯记录，每一次审讯都重新讲述同一组事件，但细节不断变化。扈利用这种方式揭示了审讯作为一种权力技术的本质：在反复的逼问中，"真相"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制造。亚洛在不同版本的供述中逐渐丢失了对自己行为的确信，最终无法区分哪些是他真正做过的，哪些是审讯官暗示他"应该"承认的。
这部作品深受福克纳的影响——尤其是《喧哗与骚动》中多重意识流的叙事策略。但扈利将其移植到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语境中：在战后黎巴嫩，真相总是第一个牺牲品。亚洛的个案也是黎巴嫩内战后"真相与和解"困境的微缩——一个社会如何在所有人都撒谎的废墟上重建信任？
《小甘地之旅》（The Journey of Little Gandhi, 1989）
扈利最具抒情品质的小说之一。一个贝鲁特的擦鞋匠"小甘地"在内战的炮火中穿行城市，他的日常生活成为整个黎巴嫩社会的微缩模型。扈利在这里展示了他的另一面：不是史诗书写者，而是城市编年史家，一个贝鲁特的巴尔扎克。
其他作品
扈利还创作了《罗贝娜的庭院》（Rihlat Gandhi al-Saghir, 1989）、《啊，死去的穷人们》（Ya Maryam, 2012）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及重要的批评文集《阿拉伯小说：历史的苦难》（The Arabic Novel: The Agony of History）。他的作品数量庞大，风格多样，但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关切：在暴力的世纪中，叙事如何成为一种道德行为？
思想与风格
扈利的文学思想可以用一个核心命题概括：记忆的政治。在他看来，巴勒斯坦问题首先是一个记忆问题——以色列建国叙事系统地抹除了纳克巴的历史，而巴勒斯坦人自己的记忆则在难民营的贫困中逐渐磨损。小说的使命就是抵抗这种双重遗忘。
在叙事技巧上，扈利是阿拉伯世界最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之一。他吸收了普鲁斯特的时间哲学、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福克纳的多重叙述视角，但将这些技法始终服务于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他的句子长而缠绕，阿拉伯语原文中经常出现从句套从句的结构，模仿的正是记忆运作的方式——不断回环、不断自我修正。
扈利也是一个敏锐的文学批评家。他长期探讨"阿拉伯小说"这一文体本身的合法性：在一个以诗歌为最高文学形式的传统中，小说意味着什么？他的批评文集《阿拉伯小说：历史的苦难》是理解当代阿拉伯文学不可或缺的理论文本。
影响与评价
扈利被视为纳吉布·马哈福兹之后最重要的阿拉伯小说家之一——虽然这个说法可能低估了他的独特性。他与马哈福兹的关系与其说是继承，不如说是对话：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以现实主义笔法书写埃及城市的百年变迁，扈利则以现代主义方法书写巴勒斯坦难民的无地之痛。两人共同证明了阿拉伯小说的丰富性远超"后殖民文学"这一标签所能容纳。
扈利对巴勒斯坦文学传统的贡献尤为深远。他承接了加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开创的传统——卡纳法尼的《太阳下的男人》（Men in the Sun, 1963）是巴勒斯坦短篇小说的经典——但将这一传统从短篇推进到了长篇史诗的规模。卡纳法尼在1972年被以色列特工暗杀，年仅36岁，他的文学遗产因此具有了一种殉道者的光环。扈利在某种意义上接过了卡纳法尼未完成的工作：如果说卡纳法尼用短篇小说为巴勒斯坦文学确立了道德基调，扈利则用《太阳之门》的长篇史诗为巴勒斯坦叙事赢得了世界文学的尺度。
在西方学术界的阿拉伯文学研究中，扈利的地位已经稳固确立。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十余种语言，英文译本由Archipelago Books和Bloomsbury Qatar等出版社推出。
中文接受现状
截至目前，扈利的作品尚无中文译本出版。这对于一个在阿拉伯世界享有崇高地位的作家而言，是一个明显的缺憾。中文读者对当代阿拉伯文学的了解主要集中在马哈福兹（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少数巴勒斯坦诗人（如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身上，对扈利这一代阿拉伯小说家的认知几乎是空白。考虑到《太阳之门》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它被多个文学评论榜单列为21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中文译介的缺席更显得遗憾。
阅读建议
对于中文读者，推荐从《太阳之门》入手。这部小说虽然篇幅庞大，但叙事节奏并不沉重——扈利的长句有一种催眠般的音乐性，即使通过翻译也能部分感受到。如果对扈利的文学思想更感兴趣，可以配合阅读他的批评文集，理解他如何在理论层面定位自己的创作。
阅读扈利需要一些历史背景知识：1948年纳克巴、1982年萨布拉-沙提拉大屠杀、黎巴嫩内战的基本脉络。但这些背景并非准入门槛——扈利小说的力量恰恰在于，即使你对巴勒斯坦历史一无所知，人物的命运本身也会将你拽入那个世界。正如扈利自己所言："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但它可以做历史教科书做不到的事——让读者感受到时间的重量。"